文/世界钱景说
编辑/世界钱景说
1985年9月，德国的公路上尘土飞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开着车，副驾堆着《牺牲》的剧本。
那会儿他老说背疼，以为是赶路太累，顺手揉了揉腰，继续跟身边的助理比划镜头怎么摆。
谁也没想到，这趟横穿德国的旅程，已经是他跟时间赛跑的开始。
作为早就拿遍欧洲电影奖的大师，塔可夫斯基1983年离开苏联后，日子过得不算顺。
想拍《牺牲》，得拉瑞典投资，后期还得去法国做，兜里的钱紧巴巴。
流亡导演的身份，让很多资源都绕着他走。
但他好像不在乎这些，满脑子都是男主角亚历山大怎么在世界末日那天烧房子。
1985年12月，剧组在瑞典拍戏，塔可夫斯基的咳嗽越来越厉害。
制片人硬拉着他去体检，报告出来那天，他没跟任何人说结果，只是让助理把配乐师叫到病房。
圣诞节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哼旋律：“开头钢琴要像冰裂，不是碎，是慢慢裂开的声音。”
说完又补了句：“片头献词改一下，‘献给我的儿子安德柳沙’，原来那句太绕了。”
跨国制作，病床上的镜头执念
《牺牲》的摄影师是瑞典人斯文·尼科维斯特，伯格曼的老搭档。
两人第一次讨论构图就吵翻了，斯文想把室内光影简化，塔可夫斯基指着分镜稿：“这里的光得像教堂彩窗透进来的，有颗粒感，能看见灰尘在里面飘。”
斯文后来跟我说：“他那会儿喘气都费劲，眼睛却毒得很，胶片上的划痕都能看出是哪台机器拍的。”
1986年1月，他开始咳血，医生不让下床。
每天早上，助理会把同步好的对白录音拿到病房，他戴着耳机听，听到女主角的台词，突然坐起来：“这个声音太‘亮’了，像没经历过事的小姑娘。
你去把之前录的三个版本混一下，取中间那个‘哑’一点的音色。”一个导演在疼得直不起腰的时候，还惦记着声音的“哑”与“亮”，这股劲儿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最麻烦的是剪辑。
初剪版190分钟，投资方说太长，得砍到150分钟。
他把自己关在剪辑室三天，出来时眼睛红得像兔子，删掉了亚历山大写信的整场戏。
“本来想把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拍出来，但后来发现，电影和人生一样，留白的地方才更让人琢磨。”助理说，那天他在剪辑台上放了本《传道书》，翻到“凡事都有定期”那页，用红笔圈了又圈。
《传道书》与胶片，信仰如何对抗“虚空”
1986年7月，他住进巴黎郊区的疗养院，已经瘦得脱了形。
有天下午，他让我读《传道书》，读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突然打断：“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满’吗？正因为知道是虚空，才要在里面找点‘实在’的东西。”
他说原本想把“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当片名，后来觉得太直白，“电影不是讲道理，是把道理藏在镜头里，让观众自己捡”。
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1985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没见到伯格曼。
两人住同一家酒店，伯格曼提前走了，只留下一张字条：“下次见面，我们只聊天气，不聊电影。”后来伯格曼看了《牺牲》，跟记者说：“塔可夫斯基是最接近诗的导演，他的镜头会呼吸。”
其实两人风格差得远，伯格曼的镜头像手术刀，精准剖开人心，老塔的更像老火汤，慢慢熬出时间的味道。
7月26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拉着我的手：“电影后期做完，你亲自送到意大利，别让别人碰。”
12月29日，他走的那天，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通知刚好到了他妻子拉丽莎手里。
拉丽莎后来整理他的手稿，发现一页纸上写着：“艺术不是逃避死亡，是让死亡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就像胶片上的划痕，反而让影像更‘真’。”
《牺牲》在戛纳获奖那天，台下掌声雷动，导演席位空着。
拉丽莎上台代领，手里拿着他的日记本，念了最后一句：“我必须留下他独自去战斗。”
安德柳沙后来在采访里说，父亲走后，他才明白那句献词的意思电影是父亲留给他的“武器”，对抗时间，也对抗遗忘。
现在再看《牺牲》，开头那个八分钟的长镜头，摄影机跟着小男孩给枯树浇水，阳光慢慢爬过树干。
很显然，老塔想说的不是末日，是希望。
就像他自己，知道时间不多了，还是拿起摄像机，在“虚空”里刻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这年头大家看电影跟刷短视频似的，三秒没爆点就划走，但老塔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得像熬粥，火慢，味儿才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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