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抵御“抗大风潮”的紧急背景下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坚持己见，遂开始进行辩护。
我，张国焘，确实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首先，我成立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此前，我还过分强调了中共中央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过程中，原中共中央展现了积极的姿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因此，我们已消除了两个中央对立的局面。在此，我正式接受所有针对反中央行为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承担我应承担的反对中央的全部责任。
张国焘稍作停顿，随后缓缓开口，话语中透着一丝从容。
我需明确指出两点：首先，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陷入绝境，亟需转变方向。在政策调整未完成之际，党内出现分歧实属正常。然而，如今竟有人不顾中央的根本原因，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其次，对于针对我个人所提出的指责，我无意进行辩解。然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不容抹灭，必须诚实地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旗下的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的工农红军劲旅。
“这哪里是承认错误，简直是公开审判！”还未走下讲台的张国焘，便有一位名叫周昆的干部大声呼喊。
“请允许我倾听你的陈述。”张国焘对他的存在似乎并不重视。在周昆尚未继续发言之际，会议主席便宣告会议结束。
翌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反对张国焘主义。张国焘瞥了一眼草案，对张闻天嘲讽地一笑，说道：“反对中央既成事实，处罚随你便！”
显而易见，张国焘对自身错误的认知严重不足，面对对他的批评，他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然而，出于挽救他的目的，中央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李特、黄超已被证实为托派成员。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后，已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已被处决。”
“我们改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吧。”随后匆匆离去。
自那日起，张国焘的内心波澜起伏，不得安宁。尽管先前中央对他的斗争与批判，他尚能勉强承受，但王明的重返却让他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回溯往昔，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运动中，我曾亲手犯下诸多罪行，其中不乏对红军将领的残酷杀害。若对此等罪恶进行清算，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自那时起，张国焘便萌生了背叛革命的念头。
不日，王明离延安赴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事务。此时，张国焘仍担任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而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均沉浸在指挥八路军抗击日寇的紧张工作中，鲜有人关注张国焘。表面上，张国焘表现得悠然自得，实则私下里正积极寻觅逃离延安的途径。
1938年4月4日，正值国共两党携手缅怀黄帝陵的庄重时刻。时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张国焘，前往中部县，于黄帝陵前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会面。祭拜仪式结束后，张国焘向护送人员表示，自己将在西安处理事务，遂请他们先行返回，随后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乘坐国民党方面的车辆离去。抵达西安后，他入住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并未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至4月7日，国民党方面拟安排张国焘前往武汉，张国焘这才拨通了林伯渠的电话，要求其前往车站会面。在车站，张国焘对林老一通抱怨，并表达了前往武汉的意向。林老力劝他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进行深入商讨，但遭到张的拒绝。无奈之下，林老只得返回办事处，向中央及长江局发送电报，汇报张国焘的近况。
4月8日凌晨，长江局接到了来自中央与西安的电报，周恩来随即召集王明、博古、李克农等领导进行商议，决心在国民党之前，将张国焘安全接至长江局。他将这一重任交予李克农，并指令李克农携同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与吴志坚一同前往汉口火车站，等候张国焘的到来。
自西安驶向汉口的列车每日仅有一班，他们却接连三天的期盼均落空。直至11日晚上7点，他们迎来了从西安开来的第四次列车。列车抵达后，众人分散行动，有的守候在站口，有的则登上列车搜寻。丘南章寻至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在彼处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后，对张国焘谦恭地表示：“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此迎接您。”张国焘显得极度恐慌，负责保护的两位特务，见李克农身旁有武装副官陪同，也不敢轻易动手。李克农陪同张国焘乘坐小汽车前往长江局办事处，那两位特务，一位尾随其后，另一位则急忙去通风报信。张国焘执意要求留在校外住宿，无论如何也不愿前往长江局。李克农无奈之下，只得为他寻得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并留下丘南章和吴志坚二人“照料”张国焘。
夜幕降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领导人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抵达旅馆，与张国焘进行交谈。张国焘显得焦虑不安，言语混乱，将边区比作“鸡肋”，既无美味可言，又难以舍弃。王明并未与他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而是严厉批评他擅自离队、不向中央汇报的错误行径，并希望他能返回办事处，一切事宜均可商议。尽管众人纷纷劝说，张国焘却始终不愿前往。最终，周恩来要求张国焘致电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无奈之下，草拟了一份电报稿：“毛，洛：弟今晚抵达汉口，未经通报擅自离去，深感歉意。望能在汉口分配一些工作。国焘。”随后将稿件交给了周恩来，由其带回中央发布。周恩来对他说：“既然你已抵达武汉，那就在此等候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请求指示处理办法。
“国焘同志：自您离去之后，我等甚感忧虑。当前民族危机深重，我党内部更应团结一心，以身作则，方能凝聚全国力量，共渡难关。深知您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情感，相信您能洞察时局。政府工作至关重要，衷心期盼您早日归来，我们翘首以盼。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手持中央的电报，携至旅馆与张国焘共阅，随后耐心地劝说他前往办事处居住，一切均可商议。张国焘虽无言以对，却仍旧坚决拒绝。周恩来遂给予他两日的深思熟虑时间。然而，张国焘竟向国民党方面通电话，毫无悔改之意。于是，在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再度拜访张国焘，劝说不成。李克农便施展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技巧，半劝半拽地将张国焘塞入汽车，强行带回了长江局办事处。
“国民党无计可施，共产党亦无良策，我国实无良法。”当天下午，张国焘再次以借口外出，周恩来便派遣吴志坚随同。张国焘在街头徘徊至夜幕低垂，又提出要渡江。在轮渡码头，待乘客登船完毕，铁栅门即将关闭之际，张国焘突然跳上船，企图摆脱吴志坚的监视。吴志坚早已防备，紧随其后登上了船。张国焘抵达武昌后，拒绝返回，坚持要找旅馆住宿。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之际，迅速拨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一直在寻找张国焘，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将他带回汉口。然而，这次张国焘坚决不愿返回，办事处只得将他安置在太平洋饭店。
“兄已决意采取第三条方案，现已迁往他处，请无需派人搜寻，务必注意。”丘南章即刻返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人汇报了情况。当晚，长江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负责起草了一份发给中央的电报，详细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的经过，并建议中央公开发布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于四月十七日擅自脱离了党组织，流亡武汉。回顾张国焘过往在党内犯下的错误，数量众多，罪行累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他于1935年发起的公开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并自立伪中央，意图破坏党的团结和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持续表现出不满和质疑的态度。西安事变期间，他力主内战，对中央的和平方针抱有怀疑。此次，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离职，逃至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感到绝望，并展开了一系列破坏全国抗日团结和全党团结的活动。尽管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促使其悔悟，回归党的工作，但他始终无悔改之意，最终以书面形式自行宣布脱党。张国焘的此类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为加强党内铁的纪律，中共中央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告。
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决定一经公布，对张国焘而言，无疑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他未曾料想中央会以如此决断的态度处理他的问题，于是匆忙致信周恩来等人。在4月24日的信中，他如此写道：
连日来，寓所之事尚未妥当安排，因此未曾向各位兄弟寄去书信。昨晚匆忙中已草就一封，计划今晨派人送达。不料，忽见报纸上刊登了开除我党籍的决定公告，此事令我痛心不已。……恳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与理性的政治讨论态度，即便最终决定无法更改，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维持最为真挚的友谊。
兹就开除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担任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所有职务一事，予以公告。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在主席团的委派下前往中部参拜黄帝陵，却擅自离职，隐匿行踪。在当前全国抗战形势紧迫之际，张国焘此举显然违背了革命利益与纪律。为此，本政府执行委员会特此决定，将其从本政府执行委员的职位及其一切职务中予以除名。自此以后，张国焘的一切言论与行为，本政府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林伯渠主席
张国焘在叛逃之后，随即接管了军统的“特种问题研究室”及“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投身于反共特务活动的策划与执行。然而，由于他的“业绩”平平，蒋介石并未对他委以重任。自1941年起，蒋介石仅给予他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等闲散职务。1948年冬季，张国焘逃至台湾。次年冬季，随着大陆的解放，他迁往香港定居。1968年，张国焘再次搬迁，移居加拿大，并在一所老人院中度过余生。直至1979年12月，他在那里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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